2016年至今，以环保督查、绿色税收等措施为发力点，环保政策力度不断增强，环保“严监管”已经成为新常态。目前中央环保督察已经完成对全国31省(区、市)的督察，11月环保部公布的首批中央环保督查问责结果显示，八省区共问责1140人;从2016年到2017年的两年间，中央环保督察共计问责人数超过1.7万。
 
　　十九大报告指出，在新时代下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可以预见，未来环保政策仍将保持高压势态，并形成制度化的严格治理体系。12月15日，在“2017(第十一届)固废战略论坛”上，环境保护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吴舜泽表示，环保监管趋严是一种理性回归，未来会成为常态。同时，环保政策的转变也引导者环保产业的转型，环保产业正在向服务的充分性、平衡性、均等性方向发展，向创造价值的方向发展。
 
　　环保监管趋严是理性回归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接近或已达上限，必须要走内生发展的道路。并且，生态环境已经成为稀缺产品，成为老百姓最大的需求之一。吴舜泽表示，在这样的情况下，环保监管趋严成为必然。
 
　　吴舜泽提出，近年来环境监管呈现出三大新特征，一是过去依靠单一行政执法，目前行政执法与环境司法同步。二是综合激励与严惩重罚并重，特别体现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明年将在七省市开展试点，并将在全国推广全面实施。三是以排污许可落实排污者主体责任与社会监督严格问责相结合。目前，这三大特征已经形成“组合拳”，使得环境监管威力强劲。
 
　　他认为，环保监管趋严，是依法的、常态的、合理的，是一种理性回归，是过去偏松、偏软监管的正常回归，所以“它也是长期的，未来会成为常态”。
 
　　环保执法由以前温和、打招呼的方式转为动真格，其环保效益不言而喻。排污者要适应严格监管执法的常态，及早谋划达标排放，从生产工艺和治污设施、管理运行的角度实现本质环保，抛弃临时、不正确的观念。环保产业从业者也要适应，强调技术工艺而非生产关系。“只要是常态化的依法严格环境监管，就能够传递出稳定、持续、可预期的信号，就是有效的、有利的、有力的”，吴舜泽表示。
 
　　除了环境效益之外，吴舜泽认为严格环保执法还具有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效益。此前依靠环境成本获取发展空间的模式，影响了市场正常秩序，阻碍了技术进步，降低了创新发展动力，已经成为当前经济发展最大的问题之一。从全国总体态势来看，加强环境督查执法已经成为提供发展质量、从高速度增长转变为高质量增长的一个中心手段。总体而言，环保督察执法腾出了环境容量，优化了投资环境，增加了综合竞争力，发展了一批生态型特色产业和资源能源高效利用产业，培育了新动能，为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夯实了基础。
 
　　2016年下半年至今，以煤炭、钢铁为代表的大宗商品价格及其他主要能源原材料的价格出现了显著上涨，外界出现了诸如“环保冲击实体经济”、“环保督查刺激价格上涨”等言论。吴舜泽表示，这一观点有失偏颇。他认为，价格上涨包括宏观经济面趋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发力、成本推动价格上涨、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影响等多方面的共性原因。总体而言，当前产品价格仍为恢复性反弹，是经历了50多个月负增长后的上涨，主要工业产品价格仍处于可控范围，没有达到全面疯涨的阶段，也没有真正影响到CPI。上述观点没有排除同时期其他因素的影响，也忽视了环保督察执法对经济体中不同单元影响的差异性，因而并不准确。
 
　　关于环保对企业的影响，吴舜泽明确表示，环保督察执法不是投资下滑的原因，今年前三季度投资增长率下降的原因在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的收紧，制造业投资意愿不强，房地产市场受限等原因。对部分企业而言，环保督察实际上提高了利润率，有利于投资。例如，2015年之前钢铁行业盈利水平偏低或者亏损，2016年以后虽然环保运行成本上升，但企业的盈利水平大幅提升，吨钢毛利200元，2017年吨钢毛利进一步上升至600元。
 
　　因此，从长期来看，环保监管趋严具备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短期效益则需要综合考虑，不能简单化、概念化地“扣帽子”，需要对财政收入、生产、价格、投资影响仔细分析。吴舜泽表示，环保监管的影响，反映了环境与经济关系的复杂性，是需要长期关注、深入研究的重要领域。
 
　　环保产业进入3.0时代
 
　　环保政策不仅影响工业生产企业，同时影响环保产业。环保产业有着十分明显的政策驱动趋势和特征，在国家生态文明战略下，环保政策法规的加强为环保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
 
　　2017年被视作环保政策的爆发年。“十三五”规划、环保税、垃圾分类、“蓝天保卫战”、生态保护红线、PPP模式等各项政策不断出台并推进。E20环境平台首席合伙人、E20研究院院长傅涛表示，目前环境政策的出发点已经发生转变，不再是原来的效率导向、公平导向，而是更加务实的问题导向、公众导向，“老百姓关心什么，政府就会出什么政策，什么地方出什么问题，相关政策的出台就会加速”。
 
　　傅涛认为，环境政策与社会政策、经济政策正在发生融合。生态文明建设不仅仅靠政府，现在以环保产业为代表的商业力量也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一般的商业规律来看，产业首先进入的是经济效益大的领域。但目前，经济效益最大的领域企业进入都已经足够充分了，例如市政污水、垃圾焚烧发电等。现在环境服务产业正在向相对困难较大的方向努力，例如城乡结合部、农村等区域，生态环保投资也开始进入效率相对低下的行业。
 
　　从环保产业的市场逻辑来看，需求的驱动依靠政策，政策的驱动一定是围绕着主要矛盾以及服务的充分性、平衡性、均等性来进行深入的，因此，从这一链条推导，人民群众关切的问题就是政策的来源，也是环保产业需求的来源。
 
　　一方面是政策导向的行业转变，另一方面是行业自身的转型升级。傅涛提出，现在环保产业已经进入3.0时代，“是为客户创造价值的时代，不是只会花政府钱的时代”。1.0时代的环保产业是为政府、企业提供点状服务，2.0时代的环保产业是为政府、企业提供系统服务，但这些服务的客户都是地方政府和污染企业，“我们产业价值是‘老三化’，竞争的核心是性价比，环保企业之间比较的是相同情况下谁花的钱最少让客户免灾不会罚款。”此前，环保产业是产业链的末端，帮助政府、企业处理环保问题，基本是生产的最后一个环节，3.0时代意味着，环境产业应该成为价值起点。
 
　　而3.0时代环保产业的客户范围也发生了变化。未来服务的对象不仅仅是政府，为客户创造的价值也将延伸。傅涛提出，在环保产业3.0时代，物质循环、生态循环、流程化的生态和结点，将成为多样化的价值来源，产业下游也可能是客户，即上游产生的能源、资源、热能、服务、产品，可能形成一种新的价值。
 
　　北京控股环境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柯俭表示，在环保产业的新时代，环保企业首先要更新理念，理念如果停留在做“三化”处理、做终端，停留在过去国家的产业驱动政策上，可能就会为行业所淘汰。其次要创新模式，当国家和政府的支撑程度逐渐弱化的时候，环保产业需要自身完成内在循环，这一过程中，需要新的商业模式、产业循环模式，同时要求新的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