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排污要缴税，生态损害也要赔偿，与环保税同步生效的还有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按照“环境有价 损害担责”的原则，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自2018年，也就是今年起在全国范围内试行，2020年力争初步建立制度框架。
 
　　如果说，收税是为了倒逼企业绿色转型，那么赔偿则是将“污染就要付出代价”写进了律法，杜绝走“旁门左道”的情况。同时，从“企业污染，政府买单”的困局中脱离出来也离不开顶层设计的支持。
 
　　虽然还是“试行”，但是这仍意味着，我国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迈入了新阶段。在推动改革的过程中，这是一个重要的节点，环保部明确，将协同有关部门“分三步走”，重点处理好“纵横”关系，依法保障改革工作顺利推进。
 
　　2018年1月9日，环保部副部长黄润秋在视频会议上表示，各地改革进展将被纳入中央环保督察范畴。同时，环保部还将加强相关技术保障，完善损害鉴定评估体系，编制标准规范，联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等部门推动解决问题。
 
　　为了更好地完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最高人民法院还发布了海洋生态损害司法解释，明确索赔主体，收紧我国管辖海域内的生态环境损害追责。而且，规定对人民法院受理此类案件做了一系列详细要求，针对赔偿范围也有了细则。
 
　　对此，业界人士认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不仅要从“严”处理生态破坏案件，也要更无缝衔接公益诉讼。复旦大学环境资源与能源法研究中心主任张梓太教授称，两者适用范围实际上市有重合的。这不是单纯的“社会公益优先，还是国家公益优先”的问题，与其做选择题，不如做综合分析题。
 
　　在张梓太教授看来，损害赔偿和公益诉讼的衔接能够发挥出“1+1>2”的优势。对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来说，配套体系的建立也非常重要，无论是损害鉴定评估体系还是公益诉讼体系，都将成为污染追责背后有力的支撑点。
 
　　当然，目前我国生态损害赔偿制度在实践过程中仍存在一些问题，但不能否认地方试点确实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例如贵州司法确认和公证适用探索；山东湖南专户管理模式探索；吉林省回访制度探索等，都在切实提高制度的可操作性。
 
　　时至今日，我国在环境保护层面上已经逐步建立起了事前预防、事中保护、事后处置等一系列联动框架，全方位堵截生态污染行为。生态损害赔偿制度将铸成另一道防护网，为“绿水青山”亮剑。